大卫·戈塞特 人们担心日本在首相高市早苗的领导下正在放弃其战后和平主义身份并避免曾经蹂躏该地区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对于许多外部观察家来说，中国的警告可能听起来有些过分或带有政治色彩。但拒绝它们就忽视了塑造中国观念的深刻历史创伤——以及任何中国领导人都无法应对的政治现实。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党魁高市早苗于2025年10月21日正式当选日本首相。（资料图/中新网） 对于中国公众来说，日本军国主义的记忆并不抽象。它铭刻在国民意识中。 20世纪初，现代日本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武士价值观——忠诚、牺牲和不问问题。尽管这些想法被浪漫化了，但它们却渗透到了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助长了这种想法。EF认为国家的命运需要军事扩张。 “富国强兵”的口号是日本现代化的核心，它将经济增长与军事野心联系在一起。这种意识形态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它在整个东亚地区进行得非常凶猛。 从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到1937年全面进攻中国，日本帝国给中国带来了非同寻常的苦难。城市化为废墟。数百万人丧生。南京大屠杀、“三全”焦土政策、强迫劳动、生化战等暴行留下的伤痕，在中国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日本与纳粹德国的战时联盟只会强化人们的信念，即这不仅仅是一场地区冲突，而且是更广泛的军国主义和种族意识形态轴心的一部分。 甚至在日本首相高市最近发表有关台湾的言论之前，中国分析人士就已经意识到他的修正主义倾向英格斯。北京方面正在保持克制。但他的双重挑衅——将日本的军事行动与台湾问题联系起来——中国认为台湾问题完全是内政问题——采取了立场。北京认为，这些不是外交失误，而是对战后数十年克制的不可接受的背离。 正是因为这段过去，日本1945年后的转型才如此重要。新宪法中所蕴含的和平主义，特别是第9条，已不仅仅是一项法律原则：它象征着对曾经统治该国的军国主义精神的道德拒绝。战后的日本领导人优先考虑经济重建、限制军事力量，并塑造了一个和平、技术先进国家的形象。 这一变化对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谨慎地承认日本确实已经翻过新的一页——它拒绝将武力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随着贸易的扩大和其他经济联系的加深，这一假设成为数十年稳定的脆弱但真实的基础。 这就是为什么高市的说辞如此深刻。他的鹰派共识立场，他对修改和平宪法的热情，以及他对解决地区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的意愿，这些普遍的术语表明他与战后的情况明显不同。在中国，这些事态发展不被解读为常规的政治调整，而是一度使亚洲陷入灾难的危险的意识形态调情。 西方观察家可能将宪法改革或扩大自卫能力视为无害的现代化。在中国，它们无可否认地引起了共鸣，就像是2000万人丧生的过去的回响。如果期望中国领导人对日本军事正常化的迹象做出冷静反应，就会误解历史的情感分量和所涉及的政治风险。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会允许日本军力转向势不可挡的局面米；在国内造成的后果是爆炸性的，战略后果则更为严重。 世界必须认识到，对中国的恐惧是基于真实的、痛苦的历史，而不是制造愤怒。随着高市首相任期内紧张局势加剧，了解这一背景非常重要。东亚的稳定不是靠忘记过去，而是靠牢记过去。忽视这些教训就是各国如何一步步陷入危机的原因，而这些危机在所有人看来都没有可能发生，直至全部灭亡。 高大伟（David Gosset）是全球事务和汉学专家，也是中欧美全球倡议的创始人。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ECNs任何官方立场或观点。